公众为什么不相信 10月8日晚，中国第2009118期开奖，共中出一等奖93注。其中88注一等奖，竟然均被河南安阳某彩民收入囊中，累计奖金高达3.599亿元(税前)。中奖票为两张单式倍投票，由两注相同的号码进行44倍投注，购票金额为176元”。该彩票巨奖一举创造了新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单张彩票获奖金额最高的新纪录。
公众为什么不相信
《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指出，彩票发行机构对于发行系统的安全性、开奖程序的透明性和社会的参与度，加上出了问题后，对于相关信息的公布和解释方面，仍存在一定欠缺。这就使得公众不能接受现在这种状态。撰稿？应 琛(记者)
10月8日晚，中国第2009118期开奖，共中出一等奖93注。其中88注一等奖，竟然均被河南安阳某彩民收入囊中，累计奖金高达3.599亿元(税前)。中奖票为两张单式倍投票，由两注相同的号码进行44倍投注，购票金额为176元”。该彩票巨奖一举创造了新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单张彩票获奖金额最高的新纪录。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好奇与质疑。大奖得主至今不动声色，坊间传言五花八门，世人望眼欲穿。尤其是联想到之前，彩票业本身也时而爆出黑幕：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深圳“彩世塔”公司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17个城市作弊20起；2004年，西安闹出“宝马彩票风波”；2009年，深圳有人用“木马软件”制造出3305万元大奖……尽管河南省中心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次巨奖产生的细节，并表示此次开奖真实有效，但确实一些人提出的质疑不无道理。
透过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着很多含义。不能不看到，我国的彩票行业至今还处在无独立监管机构、无防火墙、无信息披露的“三无地带”。
《工人日报》的评论说，赢得彩民公信力的方法，其一在于加强监管；其二当在信息透明。在巨奖“神话”频出的情况下，第三方监管机构的介入应该是提升公众公信力的有效措施。
《羊城晚报》的评论指出，对彩票事件的敢于质疑，说明了民众在经历多次公共部门弄虚作假以后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希望社会生活的透明、公开，这和前些年人们遑论行使“知情权”，连“知情权”三字为何物都不知道相比，实在是个可喜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群众越来越聪明，质疑的要点和方式也越来越专业，那么就要求政府内部使各个环节更规范化法制化，这样腐败分子的可乘之机小而又小，同时也提高了政府部门的素质和公信力。
诚然，当大奖遭遇舆论普遍质疑时，表面上看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但实际上人们质疑的并非是获奖者个人，而是对彩票发行部门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带着种种疑问，《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
质疑源于公信力减弱
《新民周刊》：对于这起“巨奖事件”，我在网上看到了多方的议论。其中，质疑的声音占绝大多数。就我所知，之前曾出现过黑客入侵深圳系统的事件，这其中有没有可能也出现类似问题？
王薛红：开奖结束后的第二天，河南省中心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次巨奖产生的细节，并表示此次开奖真实有效。因为奖金额度很高，有关部门一定是经过多方的核实审查后，判定这张彩票是真实有效并派奖。
撇开此次事件，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是向前发展的，任何系统都有可能存在类似问题，因为毕竟是人设计出来的。
《新民周刊》：关于这位“彩王”是两注分别加44倍，号码又是三连号，许多网友质疑可能是事先就知道中奖号码才会有如此下注，确实最近也发生了某新闻媒体提前报出开奖号码的事件。对此您怎么看？
王薛红：这个事情要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是由于近些年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导致公众质疑其中是否存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彩票发行机构对于发行系统的安全性、开奖程序的透明性和社会的参与度，加上出了问题后，对于相关信息的公布和解释方面，仍存在一定欠缺。这就使得公众不能接受现在这种状态，比方说如何来证明这里面是没有作弊的，系统是安全的，结果是公正的。显然，自说自话是不行的。
不光是监督的机制，从技术上讲还存在检测的制度，我们没有完善起来。在国外，摇奖的设备机器和开奖的过程，它的随机性是要通过不定期的抽查检测的。而我国，摇奖机在买回彩票中心之后，是否经过不定期的检测来保证其随机性？如果得不到保证，那对消费者而言，它是不是公正的；对于彩票中心而言，若出现了问题，又要怎样处理……这样就导致了公众的质疑产生，因为其中存在了这些“疑点”。
《新民周刊》：网上有猜测认为，出现巨奖可能是中心有“内鬼”？因为88注，不多不少，刚好将奖池“掏空”。
王薛红：从统计概率学的角度，彩票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有13亿人口，它又是一个全国奖池的游戏，开出这样一个奖金是可能的。只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质疑和猜测都可以理解。行业发展到了今天，有如此多的质疑声至少说明了社会对彩票方面信息的了解还是蛮少的。彩票发行机构应该更透明、清楚、完整地解释和公布信息。否则只让民众猜测，很难确定舆论会向哪方面发展。
《新民周刊》：有人认为，彩票中奖号码可以预测。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王薛红：如果是足彩，那可以根据对阵双方的历史数据，球员的资料等来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分析判断比赛的结果。但作为数字彩票游戏，彩票号码预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随机的，前后两期摇奖结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新民周刊》：那您能否算一下该“彩王”中得近3.6亿如此高额奖金的概率是多少？
王薛红：从概率学的角度，我算过中单注的概率，大概是一千七百多万分之一。那中奖者买上88注的概率就是个指数了，比中单注的概率低多了。当然在美国几年前也有人买乐透玩法中过3亿多美元的情况。
《新民周刊》：我们看到每产生一次巨奖，社会普遍提出质疑。您觉得根本原因是否是政府相关部门公信力的减弱呢？
王薛红：其实社会出现这么多的质疑声，主要是跟公信力有关系。国外的彩票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健康发展的过程，以至于彩民不再去质疑政府或是一些彩票私营企业。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才引来了社会对于中出如此高的奖金金额这一事件的质疑。这其中，有些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可以改进的。
在技术安全方面的问题：摇奖机的安全，结果的公正性等等。在摇奖设备随机性的检测上，我国早在2005年就研发出了这方面的检测标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向公众证明摇奖设备都是随机的，不能口头说。仅凭公证处公证员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这就谈到了第二个问题，在摇奖程序上的安全性、可控性和风险的防范。前面提到的，黑客入侵深圳系统的事件，其实就是在管理程序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了人为入侵，但也存在了内部人员作弊的可能。
这样一来，在整个彩票运行环节中，有不少地方因为不规范等原因都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影响结果的公平公正。如果不能去完善，那社会存在对公信力的质疑就是必然的了。如今管理条例的出台，国家对很多方面用法律提出了一些规范化的要求，对彩票行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很大的促进。但如何来执行这项条例，有何种监管措施等都有待于进步的操作实施。
这次的事件发生后，我觉得政府应该及时加以证明此次开奖是真实有效，并劝导彩民理性购彩，不能纷纷效仿。
知情≠披露隐私
《新民周刊》：我们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国外某人中了多少大奖”的报道，中奖者的信息都很全。为何在中国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呢？
王薛红：因为文化背景和经济发达程度都不相同。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属于中产阶级占主体，富人阶层也不少，所以对于财富的突然拥有者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相信再过个几十年，中国在出现彩票中大奖的情况，人们所感到的惊奇和发出的质疑声就会少很多了。这跟我们现在还处于转换的阶段有关。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有句俗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吗，加上传统观念中，习惯“不露财、不露富”。而且一些人还存在一种观念：这不是劳动所得，是幸运所得，谁都能运用它，例如请客吃饭等各种名目都会出现。况且出于安全考虑，中奖者不愿公开也是可以理解的。
《新民周刊》：但在我国彩票是一种公益，又涉及如此大额的奖金。许多人认为，公众有知情权，应该公开大奖得主的身份。
王薛红：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尤其是在获奖人迟迟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所以大家就在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公众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来看，对于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在这个条例里就是指“彩票中奖者”，尤其是对于“大额奖金的中奖者”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比方说，他的性别、年龄、工作等家庭状况，如果中奖者本人愿意向社会公开，那是他本人的自愿行为。如果他不愿意，从法律角度，我们就必须保护他的个人隐私权。
至于有人说，公众有知情权，其实知情权不是指对于中奖者个人隐私信息的一种知情，而是知晓整个彩票在运营过程中的安全系数，有无作弊的可能等。而在透明度的问题上，有关机构应适度予以公开，尤其是与消费者参与有关的市场方面的信息，应该及时、有效、准确地告诉消费者，向社会发布公告，从而减少各方面的猜疑。
《新民周刊》：那在保护公民隐私和公众知情权之间应该如何来平衡？
王薛红：在《彩票管理条例》中对于政府发行机构所需要及时有效公布的信息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当期开奖的号码、销售的数据、每个奖级中奖的注数等与市场有关信息，都需要公布。概括来讲，即彩票发行过程中，发行和管理机构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对于该机构法律义务和商业道德的监督。但此信息公开不应包括公民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两者不是一回事。目前只能说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其实，国外也实行“自愿原则”。因为这属于意外所得，国家不会强制规定彩民中奖必须公开身份。
彩票行业需要“补课”
《新民周刊》：有调查说，在中国很多彩民基本上是出于“撞大运，发大财”的目的购彩。有的彩民甚至将买彩票作为投资，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倾家荡产者时有耳闻。购买彩票应保有怎样的心态？
王薛红：首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无论中奖与否，这毕竟是一种消费的行为。其次，我们国家的彩票是一种公益行为，应该把买彩票看成是献爱心、做贡献。公益事业也要量力而为，不能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这也不是发行机构所鼓励的。另外，目前彩票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更大地丰富了百姓的娱乐生活，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也希望人们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体验到乐趣。
《新民周刊》：中国购买彩票主力群体是哪部分人？据有关论文资料显示：内地中低收入者成购买彩票主力，即月收入在约2000元以下者。
王薛红：我国彩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居多。当然这个月收入2000元也是我们在调查中设置的一档，但是全国各地收入水平是不平衡的。根据收入比例分析，彩民的构成还是中低收入者。
《新民周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彩民构成？
王薛红：其实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买彩票的富人偏少，中低收入者居多。但如英美法等发达国家，那里相对的公信力比较高，彩票发展历史较长，宣传到位，娱乐性上也体现得较强一些。因此民众的参与度达到也很高，能达到70%-8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90%。但中国，根据我们所的调查，百姓参与度在20%左右。
事实上，这其中也存在误区：买彩票并不是投资的行为，而是投机的行为。一直以来，没有一种正确的引导，导致一些中低收入者过度购彩的行为。要知道彩票的中奖率是很低的，要让理性有常识的人花大钱去买彩票可能性本来就很低。再加上目前情况下，人们对彩票行业公信力普遍存在质疑，那些相对理性的高收入群体又怎么可能来投入呢？
当然，中国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流动人口买彩票的占比例比较多。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而且彩票的门槛很低，2元一张，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承担得起。
《新民周刊》：那不就陷入“穷人帮穷人”的循环了吗？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高收入者来购买彩票？
王薛红：是，这也是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够到位造成的。所以，发行机构、研究机构、媒体对于彩票的教育、引导、宣传等这些工作还需要开展和加强。这样，社会上对彩票的认识才能更准确和全面。彩票发行这20多年来，我们虽然筹集到了超过2000亿的公益金也做了许多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效果如何，资金起到什么作用，以后会怎样更好地使用这些资金来服务于公益事业发展等这些方面的监督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不断完善。
《新民周刊》：您能简单地形容一下当代中国的彩票市场吗？
王薛红：彩票从1987年在中国发行之后。在专业研究领域，彩票行业应该是一个朝阳产业，前景很好。但同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弊端确实对彩票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制约性。用一句很俗套的话来形容就是“前途很光明，道路很曲折”。就我个人参与制定管理条例而言就8年了，国家法制办有些专家参与了16年。很多基础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能确保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明白必须要开展基础研究。
目前这么多人来质疑高额奖金产生的真实性，来质疑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说明了我们基础工作的欠缺，我们现在是到了“补课”的时候。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公众已经不去质疑发行机构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其实，公信力能够得到保证的前提是技术和规范性方面都得到保证。
管理体制需要完善
《新民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的彩票市场是被国家中心垄断，现在国家法律也不准网站发行销售彩票，这些条条框框极大地限制了彩票的健康发展，您怎么看？
王薛红：现在，彩票是我们国家政府垄断发行的。这是毫无疑问，也是国家用条例，也就是法律形式来确定的目前彩票发行的这种体制。如果，法律不修改，那这种形式还将持续下去。至于说，这种发行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互联网是否受到限制，这是两回事。国家的发行体制只是这样一种垄断的体制，互联网只是发行机构所采用的一种销售渠道。在安全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也好，站点销售也好，启用不同的销售形式是会实现的。
当然，应该说这种发行体制和彩票的发展在有时候也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彩票作为商品需要一定的灵活性，那政府的这种层级式的管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有一定制约性。有时候，我们政府任命的和市场需求的并不相同。因此，相当时间内，我们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新民周刊》：那国外是可以私人发行彩票的吗？
王薛红：国外是从21世纪开始，欧洲一些较发达国家开始探讨彩票发行的私营化。因为在公信力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这是可以探讨的。而我们在政府发行的情况下尚未保证公信力，再去希望私营企业发行能够有公信力，我想这点可能还为时尚早。国情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经济发展以及消费心理都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去简单复制国外的做法。
《新民周刊》：按照刚才的说法，我们可否认为中国彩票的管理机制仍非常不完善？
王薛红：还会提高。现有的机制只是对现有发行体制的一种确定。随着市场发展，发行体制也需要一定调整变化。这些都是必然的，就跟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只是说如何来做出调整，这需要我们有各种条件来设定。
《新民周刊》：政府对此应该如何去做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王薛红：政府首先是应该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例如游戏应该如何发展，体制如何转变等等。我们研究所之前希望在国务院下面建立一个彩监局，下设一个彩监会。彩监会负责制定规则规范；彩监局来发行。然后设立一个全国垂直的体系，就和现在的银监会、保监会一样。但是这种模式太过理想化。我们曾经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这个方案，希望各方机构能接受，但是至少现在还没有被接受的迹象。
当然，现有的发行方式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例如规定体育彩票往竞技类方面发展，往乐透、即开方面发展。都是国家在发行，都是在完成政府的任务，不需要两大机构之间这样的恶性竞争。如果发行主体是市场上的企业，那拼个你死我活的不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