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思潮是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政治主张或思想倾向，即谋求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台独思潮及台独运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意识及行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及文化的背景。

    （一）“台湾意识”的负面作用被膨胀利用

    台湾人民除少数原住高山族各系同胞以外，绝大多数是在清代从福建、广东等地移居来的。他们在台湾不仅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而且还惨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自16世纪下半叶后的400多年里，台湾前后有16次遭到日、美、英、法、荷、西班牙诸国的霸占和侵略，其中两次沦为外国殖民地：第一次从1624年至166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达38年；第二次自1895年至194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50年。纵观台湾的近代史，其所受外国侵略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罹难之惨，在中国的其他各省、自治区中是找不到先例的。因此，作为一种思潮根源来看，当时的台湾人民有一部分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以大明人自居，视清廷为外来政权。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台湾同胞在反抗异族的侵略和反对清廷统治斗争中，冲破原住民和不同祖籍移民间的血统、文化、语言等层层障碍，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台湾地方意识——“台湾意识”。该意识有三大特点和两面性。三大特点是： 爱国性、反抗性和自主性， 这是它的正面。而抱怨性、排他性、分离性、狭隘性是它的负面。正面是本质、主流，负面则是其非本质、次要的特性。在70年代前， 负面的特性没有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 后因岛内外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变化，“台湾意识”被膨胀利用，在一定范围内变成了“台独”思潮产生的温床。

    （二）国民党的独裁及其封闭式的反共的大陆政策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行封闭式的高压统治，是“台独”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根据。国民党政权本质上是官僚资本联合民间大资本所形成的大资产阶级专政体制，具有十分浓厚的封建性和独裁性。国民党在台湾不仅完全垄断了岛内的政治资源，窒息了新生民主力量的成长，而且长期以来实行戒严法，全面剥夺了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激化了一系列固有的矛盾。 民众中日益强烈的民主、 革新要求趋于情绪化， 统治集团与人民的矛盾扭曲为省籍矛盾， 民众对体制改革的期待被激化成反体制斗争的追求和支持，人为扩大了“台独”滋生的土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反台独”的名义下制造了大批冤案，将一批意在追求民主运动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推向了“台独”营垒。目前，“台独”及其外围组织，乃至民进党中的核心人物，基本上是从中坜事件、高雄事件乃至更早些时候的“二二八”事件中冲杀出来的一些骨干分子。因此，民进党宣传部主任蔡仁坚曾说，“有一种台独是基于国民党刻意的压迫与不民主激压的反弹性”。

    除此之外，海峡两岸长期隔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为“台独”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对立和隔绝使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风俗文化、价值观念、 传统意识、 道德标准等各方面都出现阶段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淡化了人们对“祖国”的观念。加上台湾当局多年反共宣传及大陆方面某些政策上的失误反馈给台湾民众的恐共心理， 使岛内逐渐滋生了一种封闭型， 区域型的思想体系——“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企图在中国大陆之外独立寻求所谓台湾的前途。这种心态在台湾长期前途不明，“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经外力的作用和政治野心分子的煽动，转趋为对台湾“独立”的追求。同时长期的隔绝与对立使两岸政治、经济利益的分割趋于固定。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生的一批不同的利益集团及社会阶层， 在台湾现存体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任何可能导致破坏岛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现状的构想，都将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这种维持现状的愿望极易成为“台独”的社会基础。

    （三） 经济的畸形发展与其国际地位的不相称性

　　60年代中期，台湾实现了从农业为主的基本经济形态到以工业为主的基本经济形态的转变。至70年代初，工商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由于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经济的维持、发展与外贸住处相关，而外贸又主要靠私人资本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家，这些人在“经济活动中处处受制于国际人格问题困扰”。亟图需要“新的出路”。进入80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1986年外贸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3大贸易区，外汇存底至90年代初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在此情况下，台湾的企业家要求台湾的“国际地位”要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执政的国民党控制的舆论工具提出“需考虑台湾在国际区域以及全世界的角色”。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也鼓吹“台湾要学大英帝国，为台湾‘开创出不落日工商帝国’，而这些均需要‘台湾独立的国际人格’”。

    （四） 美国对台的“双轨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基于传统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及道德利益的考虑，一直视台湾为其控制亚洲的战略要塞。战后，通过全面推行“一中一台”政策，全力支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阻挠中国的统一，直接导致了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中美建交后，美国又制定“与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近十几年来，美国还一直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 促使其加速 “台湾政权台湾化”的步伐等举动，无一不给台独分子和岛内主张“台独”的在野势力莫大鼓励。 美国少数政要及学术机构还公开支持台湾 “住民自决”和“独立”。同时，作为维护美国在台利益的备用手段和制约措施的台独势力，一直保持在美国国会和历届政府的视野之内，受到支持和纵容。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牵制台湾当局，使之不至于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并可在必要时取国民党政权而代之；另一方面，迫使国民党政权向民主化、自由化、台湾化的方向发展，以长期维持一个“亲美抗共”的“民主政权”。

    （五）李登辉主政后的国民党主流派日趋“台独”化，助长、纵容了台独势力的发展

　　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主政以来，日趋台湾化， 并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分裂祖国的政策。国民党“主流派”与在野民进党在关于台湾前途等重大问题上的主张日益趋同，政策界限日渐模糊。对民进党的一些“台独”言行，台湾当局采取“低调处理，只说不做”、“抽象打击，具体宽容”的态度。在这样的纵容姑息下，对“台独” 的一些猖狂活动打击无力。 如1991年5月，海外“台独”暴力团体在台进行破坏活动，台当局曾对其采取行动，逮捕其4名成员，但当“台独”分子煽动教育界师生举行罢教、罢课、举行示威游行等一系列闹剧后，台湾当局软了下来，不仅检讨自己“时机不当”、“礼貌不周”，而且无可奈何地以交保的形式释放了被抓的几名“台独”头子。再者，对海外“台独”分子放宽入境管制，准许他们回台公开活动。 如“台独联盟” 外围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1988年、1989年连续两次获准在台湾举行年会，鼓吹“台湾独立建国”主张。 1990年7月，又允许“台独”组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回台召开年会。特别是1990年6月，李登辉还亲自邀请彭明敏、陈唐山、寥述宗、王桂荣等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参加所谓“国是会议”，使“台独无罪、台独有理”成了既成事实。 同时在一些重大政策方面，如“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论、“主权在民”论、“重返联合国”和“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等方面，国民党内的李登辉和民进党有着共同的语言。对此，民进党一杂志，曾猜测李登辉是一个“台独联盟的秘密成员”。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说得更透彻，他说：“李登辉上台后，事实上执行的就是‘台独’政策， 与我（民进党）并无差异，我搞‘台独’， 他（国民党）搞‘独台’只不过他只做不说，我比较老实，把它说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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